英国千年大计“雄安新区”

这个春季，来自中国最震撼的消息和最持久的热点必然要数雄安新区的正式设立。

这个设立于北京郊外、由河北三县组成的区域被中国国务院报告描述为“千年大计、国家大事”，和“继深圳经济特区和上海浦东新区之后又一具有全国意义的新区”。不过其功能说到底，也就是为了缓解首都北京日益严重的“超级城市病”，作为“北京非首都功能疏解集中承载地”。

“超级城市病”自然不是如今中国的特大城市们独有。

比如伦敦在上世纪50年代的战后重建中便经历过城市病阵痛——在战前的1939年，伦敦的人口就达到多年来的顶峰，中心城区便超过八百万，交通拥挤、文卫资源分配不均、环境污染等等问题层出不穷。

这些问题促使伦敦当时的决策者开始思考应对措施，而二战中城区的大片毁坏一方面让问题加剧，另一方面又提供了重新规划的好机会。

与当今北京的决策者们一样，彼时伦敦的决策者也想到了在城郊建立“雄安新区”缓解城市病的方案，那么英国版本的新区规划又是怎么样的呢，它们对伦敦产生了多大的影响？本期聚焦就为您简说英国首都新区的往事。

1937年，伦敦作为国际性大都会，已经渐渐产生了大量“城市病”症状。为了面对发展中出现的新问题，英国政府成立巴罗委员会（The Barlow Royal Commission）专职进行研究，1942年，委员会提出了限制城市蔓延的思路，并开始制定区域规划、划定增长边界和建设新城。

1944年，阿伯克隆比爵士（Sir Leslie Patrick Abercrombie）和巴罗委员会一起主持制定了轮廓性的大伦敦规划（Greater London Plan 1944），规划面积达到6735平方公里，涵盖周边与之紧密联系的134个郡属市等地方自治政府，涉及1250万人。

大伦敦规划方案的指导思想是城市分区，借此来分散城市压力。方案的核心部分是把距伦敦城市中心半径约为48公里的范围划为大伦敦区域，并将其划分为四个同心圆，由内到外分别为城市内环、郊区内环、绿化带外环和卫星城/乡村外环。

顾名思义，城市内环是伦敦市的核心区，在此区域内任何新建建筑和土地开发都会得到严格限制，只鼓励进行战后修复和重建工作。

而在郊区内环内则鼓励居住区的开发和一些轻工业的兴建，这里的住宅和轻工业能够同时供给城区和绿化带。

第三圈环形绿化带则是为了阻止伦敦城进一步扩散而设置的，该区域以绿化为主，分布有Colne Valley等大面积的森林公园，同时还有Watford、Uxbridge、Epsom和Dartford等八个已有的城镇，这些城镇大多距离伦敦30英里以内，除了这些城镇之外环形绿化带中土地的开发也是要严格限制的。

在最外环中才会规划农业用地，并且再单独新建8个具有独立性的卫星城，其中有不少在今日也成为了较大的城镇，比如说北部的Harlow和南部的Crawley等地区。它们大多与伦敦核心区相距30—60公里，出发点就是为了承载由伦敦市区疏散而来的部分人口及产业。

与美国的洛杉矶等巨型都会由市场引导自发形成卫星城不同，英国的卫星城完全是在政府的规划下，由英国政府拨款并联合私营企业招标建设而成，从而在规划和城市建设上不少见先见之明，也有效地避免了自发营建的新城市发展到一定程度时才会体现出来的问题和弊端。

到了1946年，英国政府更是通过制定新城相关法律来保障这些卫星城的顺利发展，可谓是不遗余力——其实早在1898年英国便有一次类似的“花园城市运动”（Garden city movement），目的也是在伦敦周围的一系列小型城市中打造自给自足，环境舒适的“花园城”。

（1944年的大伦敦规划方案）

不过，五十年代这场轰轰烈烈的新城建造运动最后却以失败告终——新城开发在某种程度上确实解决了二战后英国大城市人口拥挤和无序发展的问题，对控制伦敦市区的自发性蔓延，改善混乱的城市环境起到了一定作用。从数据上来看，伦敦市中心的常住人口也确实减少了。

但是决策者在规划之时显然对大都会在科技、金融、媒体和教育等诸多新兴产业中的人才集聚效应估计不足，也对之后铁路和公路交通的飞速发展没有足够预估。

在新卫星城建立之后，很快配套的铁路及高速公路交通设施便也到位，让这八个卫星城市顺顺当当地融入了伦敦通勤范围之内。

于是在几年之前选择搬离拥挤的市中心而迁入卫星城的居民们难以抗拒伦敦欣欣向荣的各类新产业的吸引力，再次回到伦敦找了工作，同时也享受着卫星城低廉的房价和舒适的居住环境。

最后的结果便是卫星城无一例外地沦为了“睡城”，不仅完全无法承接中心都市人口和功能疏解，反而在每天的通勤过程中为伦敦施加了巨大的交通压力。

（50年代伦敦街头车水马龙）

（50年代的伦敦汉默史密斯区）

面对核心都市强大的吸引力，新建卫星城要避免沦为“睡城”的命运，必须与主城拉开一定的距离，让每日通勤的可能性降低；但也不能离主城太远，否则人口和功能的承接目的也就无从谈起。

这也许是后来的政策制定者们在五十年代伦敦卫星城计划中学到的珍贵一课。

现在中国政府在北京市中心100公里之外的雄安建立新区也许正是为了避免新区在高铁设施已日益成熟的今天又和北京连成一片的窘境。

而伦敦的规划者们自然也从中吸取了教训。在60年代中期，伦敦重新开始制定第二轮的卫星城规划，将部分产业转移至距离伦敦70-100公里左右的米尔顿凯恩斯、南安普顿、雷丁等城市，结合这些新城本身已有的优势，让其真正成为“独当一面”的产业城市，而不仅仅是居民的“睡城”。

比如南安普顿凭借港口的地理优势承接伦敦城的航运产业，与其传统的造船业相结合，让它成为现今英国最重要的港口之一。

而更值得一提的，则是几乎从无到有的新城米尔顿凯恩斯（Milton Keynes）。

不同于本身已有悠久历史的雷丁、南安普顿等地，这座距离伦敦70公里的新城始建于1967年，到现在也就只有短短50年的历史，其市名也是来源于规划新城时本地一处叫做米尔顿凯恩斯的村庄。

它成为伦敦、伯明翰、牛津、剑桥和莱斯特之间的交通枢纽，并借此承接了汽车工业、制造业等多个产业。

得益于建城之初颇有远见的规划，米城不仅交通便利、区域分明，更有极佳的绿化带和生活设施，到如今它已经从一个千人小镇成长为人口约22万的中等城市，并且已经有超过5000家企业到这里投资，其中20%为外企。

英国本土的不少新兴企业纷纷将总部设在米城，比如零售业巨头Argos，互联网房产公司Rightmove等等，另外还有大量著名跨国企业也将英国甚至欧洲的总部搬迁来此，其中包括梅赛德斯—奔驰、大众集团、美孚石油、尼桑、雅马哈、Domino披萨等等。

因为顺利承接大量产业，米尔顿凯恩斯的经济也持续腾飞，如今已是英格兰南部发展最好的市镇之一，人口结构也非常年轻。在本世纪初的英国最佳工作城市的调查中，它甚至力压伦敦、曼彻斯特等传统都会和大城市。

这座城市从无到有的迅速发展使人常常将它戏称为英国的深圳，除了规模不同之外，倒也颇为贴切。

（米尔顿凯恩斯有大量新建建筑，但均控制高度）

而于此同时，伦敦在成功确立了新的卫星城发展方向之后，也对都市中心的发展有了新的认识。

面对突飞猛进的新兴产业，伦敦的决策者们不再一味试图阻止城市扩张、试图减少人口，而开始更尊重市场的选择，重新对伦敦市中心进行了细致的规划，鼓励核心区域竖向紧凑发展，放开了之前对市中心新建高建筑的限制。

随着越来越多玻璃墙摩天大楼的崛起，小伦敦市（city of London）逐渐被更多地翻译为“伦敦金融城”，这座古都的市中心也出现了越来越多的现代元素。

而之前一直随着航运业迁移而日益凋敝的东伦敦港口区也得到了越来越多的重视，金丝雀码头（Canary Wharf）便是其中一例，由于海运事业的萎缩，这个22平方公里的码头到1980年已经完全停止运营，在此之后却得到开发成为新的金融区，众多银行和商业巨头纷纷将总部搬迁至此。

汇丰银行、花旗银行、巴克莱银行以及英格兰银行、渣打银行、摩根大通，以及每日电讯、独立报、路透社和镜报等都到此落户，仅员工就有近十万人，让此地渐渐成为与伦敦金融城争锋芒的新兴CBD。

（金丝雀码头夜景）

除此之外，伦敦东区靠近老金融城的Shoreditch也在近年的重新开发中获得新生，伦敦政府直接把东伦敦科技城（East London Tech City）定在了Shoreditch，而不是像以前那样规划到卫星城，不但投入4亿英镑支持科技城的发展，还制定优惠政策确保把新建筑中的一部分空间用作科技孵化区。

如果说金丝雀码头聚集了世界重要金融业公司，那么此地就收聚起科技界同样重要的大批企业：思科、英特尔、亚马逊、彭博、推特、高通等大型公司开始进驻，仅2011年就有200多家科技企业将总部定在伦敦科技城，大大小小的科技企业员工亦有五万之众。

大规模涌入的金融、科技等新兴产业人才也刺激了本地区的服务业和科教文化产业，东伦敦的良性集聚效应已经初步展现。

除了新金融城和新科技城外，东郊的交通枢纽Stratford地区也在开发后初见规模，随时准备承接政府部门的转移，成为新的“行政城”。

（Shoreditch的新生仅仅是近五年来发生的事情）

从五十年代的四圈疏堵规划，到后来的远郊卫星城建设，再到近来的市中心再开发，伦敦在治理“都市病”上投入的巨大努力已经颇见成效。政府引导的长期规划尊重且适应了市场发展的方向，这也许值得世界其他大都会参考和借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