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9年3月，在高楼丛生的伦敦城（City of London）正对岸——一片低矮、破败的老城区内，一座设计面积13万㎡的建筑物在仅4000㎡的基地上“破土发芽”。随后建筑物的核心筒稳定“生长”，2010年11月，它取代位于金丝雀码头（Canary Wharf）的加拿大广场（One Canada Square, 235m），成为英国最高建筑。2011年12月，它超越位于德国法兰克福的商业银行大厦（Commerzbank Tower, 299m），成为欧洲最高建筑。2012年3月30日，随着66m高的玻璃尖顶被固定到位，它最终停止于310m的高度（图1）。
这座95层高的建筑名为伦敦桥大厦（London Bridge Tower），因外墙由八片玻璃“碎片”（a shard of glass）围成又得名碎片大厦（The Shard）。大厦整体形似玻璃金字塔——底座宽大，逐渐向上收窄，顶部有锯齿状尖塔“刺向”天空（图2）。因其特殊的区位和高调的形态，碎片大厦的开发吸引了全伦敦的目光，也引发了各方长达20年的激烈争论。
1 诞生的契机
1.1 伦敦桥区重建
碎片大厦位于泰晤士河南岸的南华克自治市伦敦桥区（London Bridge Quarter, Southwark），这里除了靠近历史建筑伦敦塔桥（Tower Bridge），还坐落着一座有近两百年历史的Ⅱ级登录建筑——伦敦桥火车站（London Bridge Station）。尽管处于与金融城仅一河之隔的绝佳位置，并且有桥和铁路将其与北岸连接，但伦敦桥区一直以来都保持着缓慢的发展步调（图3）。
1960年代后，随着船舶大型化和集装箱化的物流革命兴起，装卸载区也逐渐转移至深水码头港口，以河滨工业为支撑的南华克地区迅速衰落，到1980年代中期，工人全部流失后留下大批废弃厂房，一片萧索。
直到1990年代中期，随着附近港区的改善（如金丝雀码头）和1996年伦敦合作伙伴关系（the Pool of London Partnership）等城市复兴机构的建立，伦敦桥区，这个金融城的“可怜邻居”（piteous neighbour）的命运出现了转机。1999年银禧线（Jubilee line）延长线的开通和伦敦市政厅（City Hall）建设是伦敦桥区再生的两个里程碑，然而真正被寄予带动地区整体复兴期望的，是以泰晤士联线（Thameslink）计划为契机展开的伦敦桥火车站重建项目。该计划是由英国铁路（Railtrack）公司提出的一项拟投资60亿英镑，全面扩大和升级原有泰晤士联线以贯穿伦敦南北的庞大计划。伦敦桥站作为火车、公交车和地铁的汇集点，每天为12万人服务，是泰晤士联线最繁忙的枢纽。因此重建伦敦桥站以适应高峰时期的泰晤士联线列车并扩大邻近的公交车站，同时提供配套零售设施成为该项目的核心诉求。
1.2 “长高”的伦敦
长久以来，高层建筑在伦敦市的发展都受到阻碍。这是由于伦敦市一方面受制于中世纪密集的街道空间模式，难以容纳大体量的高层建筑；另一方面为保护圣保罗大教堂（St. Paul’s Cathedral）的领空意象，先后颁布《圣保罗大教堂高度控制》（St. Paul’s Height, 1938）、《伦敦市重建规划》（Reconstruction in the City of London, 1947）、《大伦敦发展规划》（Great London Development Plan, 1976）等政策来控制伦敦各地段建筑高度。但是进入21世纪后，伦敦市的人口增长压力越来越大——预计到2050年大伦敦（Greater London）总人口将达1100万以上，配套的办公、住房、零售等空间需求也将显著增长。为将城市蔓延遏制在绿带（Green Belt）内，伦敦市最终决心在中心区进行“向上建设”（building upwards）的尝试，以更好地利用中心区的稀缺土地资源。1998年英国政府发布议会白皮书（Parliamentary white paper）《交通新政：为所有人创造条件》（A New Deal for Transport: Better for Everyone），鼓励“在主要交通枢纽如火车站发展高密度建筑”。这表明随后伦敦高层建筑发展是建立在TOD优先的逻辑基础上。开发商SPG（Sellar Property Group）受此政策鼓舞，计划拆除伦敦桥站原有的1.9万㎡的南华克塔（Southwark Tower），建设一座超过13万㎡的摩天大厦。
这一想法得到了即将上任的伦敦市长肯·利文斯通（Ken Livingstone）的支持。除了认为发展高层建筑可以遏制郊区蔓延及“创造一个精心设计的紧凑型城市”，利文斯通支持SPG的另一重要原因是——“感到伦敦处于低迷状态，需要大量投资”，而“高层建筑被视为经济繁荣和渐进的商业环境的象征，建设标志性建筑可以为伦敦吸引投资”。同时，为确保“卓越的设计质量”，重要交通节点上的建筑发展计划被要求必须呈至伦敦市政府（GLA: Great London Authority）、建筑与建筑环境委员会（CABE: Commission for Architecture and the Built Environment，下称“建环委”）、英国遗产组织（EH: English Heritage，下称“遗产组织”）等众多部门或机构共同审查。
2 设计过程
2.1 “垂直城市”
2000年，SPG创始人欧文·塞拉尔（Irvine Sellar）与意大利建筑师伦佐·皮亚诺（Renzo Piano）在柏林会面，邀请他操刀南华克塔重建项目，并提出想要创造一处公众可以在此工作、生活、参观以及休闲的“垂直城市”（Vertical City）。交谈中皮亚诺表达了对传统高层建筑的鄙夷——“高楼大厦都是侵略性的，是权力和利己主义的傲慢象征”，随后他在餐厅菜单的背面勾勒出碎片大厦的概念草图——一座以伦敦教堂的尖顶和停泊在泰晤士河岸船只的桅杆为灵感的“优雅尖塔”（elegant spire）（图4）。皮亚诺认为，一个雕塑般的尖顶可以打破泰晤士河南岸平庸的天际线，与对岸高楼丛生的金融城形成呼应，更在伦敦的城市全景中表达其敏锐和耀眼的存在。
同时，大厦纤细的锥形体量适合布置不同的使用功能，与塞拉尔的“垂直城市”构想完美契合：1~3层为公共区域，底部较大楼面为办公；中部楼层为酒吧、餐厅和酒店等公共区域；椎体上部因足够纤细，被设计为可四面观景的豪华公寓；顶部设有公共观景廊，是游客欣赏伦敦全景的最佳地点（图5）。
混合用途意味着办公室工作人员、酒店客人和用餐者、公寓居民以及观景廊游客都必须拥有自己的入口，因此碎片大厦内设置了44部单层和双层电梯在地面各入口、广场层和主要功能区之间进行分区运送。
2.2 周边规划
鉴于该项目的重要性，“碎片”设计团队总共举行了300多次公众会议，并于2000－2003年间接受了建环委、遗产组织、南华克议会（Southwark Council）等相关机构的多次小组审查。成立于1999年的建环委在审查中尤其投入，因为担心“如果建环委给予全力支持使其顺利进行，将有损建环委的声誉”。建环委的关注重点是“该计划案与伦敦桥站的关系”——包括塔楼如何落地、如何与火车站进行衔接、如何合理安排公众的换乘线路等。建环委建议委托给“碎片”设计团队更大的总体规划面积，制定一个包含公共领域、交通转换区域的约束性设计“协议”（Decalogue）。虽然因泰晤士联线计划进度滞后（1991年提出，2009年才开始实施），最后塔楼建设仍先于伦敦桥站重建，但建环委仍坚持争取公共领域的改进，并在此过程中收集了众多公众意见，为该区域的整体规划提供了持续而重要的支撑。
最终，“碎片”在公共调查中幸存下来，获得了南华克议会的规划许可，并扩大为囊括三座高层建筑——碎片大厦、新闻大厦（The News Building）、碎片公寓（Shard Place），以及火车站大厅、车站广场和巴士总站等功能在内的“碎片区”（Shard Quarter）。项目分三个阶段进行（图6）。
第一阶段：碎片大厦及火车站大厅建设（2009－2013）。为不中断位于二层的站台使用，新的车站大厅被设置在碎片大厦一层，并在主入口一侧设有自动扶梯与站台直接连接。同时，地铁站内的电梯可将乘客直接运送至塔楼内的办公室，极大地方便办公人员通勤（图7）。
第二阶段：新闻大厦及车站广场建设（2012－2014）。新闻大厦位于碎片大厦西北侧，是一座17层高的办公建筑，现已入驻几乎所有英国知名新闻社的伦敦分部。新闻大厦的不规则“切割”体量以及反射幕墙与碎片大厦形成很好的呼应（图8），并与碎片大厦界定出两个30m×30m的公共广场，成为该项目的核心空间，连通了巴士站、地铁站入口和火车站大厅（图9）。
第三阶段：碎片公寓开发（2014－2020）。该计划包括一座26层的住宅建筑（提供148套1~4间卧室的公寓）和一个供居民使用的私人屋顶花园，以及新的公共空间、广泛的景观绿化和多层次的零售空间。
3 “城市地标”还是“天际线污点”
3.1 城市新地标
在南岸这片长期衰败的区域，置入这样一座极具视觉冲击力的标志性建筑的积极意义毋庸置疑。
（1）社会经济层面：拉动伦敦桥区经济增长，改善泰晤士河南北岸长期以来发展不平衡的状况，同时塑造敦新的城市形象。由于地理位置不佳，碎片大厦在建成初期一度无人问津，甚至被评论家戏称为“白象”（成本超过收益的虚假财富体）。随着市区办公空间日益紧缺，碎片大厦的出租率逐步提升，目前出租率已达到97%，并在2015年创造了每平方英尺90英镑的伦敦最高租金。除高规格办公空间外，大厦还拥有一家2万㎡的五星级酒店、10套售价高达5000万英镑的全景住宅，以及5000人次/日的繁荣商业环境。凭借高价值的空间资源，碎片大厦推动了伦敦桥区成为领先的商业中心。同时，碎片区还带动毗邻的伯蒙赛（Bermondsey）、象堡（Elephant & Castle）等贫穷区域的高档化，将伦敦金融城和金丝雀码头的企业价值首次推向伦敦南部，创造了“伦敦第三商业区”。最后，借2012年伦敦奥运会契机，碎片大厦的标志形象迅速在全球范围内流传，这有助于经历金融衰退后的伦敦重塑开放、繁荣的现代化城市形象（图10）。
（2）物质环境层面：塑造典范的公共领域，带动更广泛的环境改善。2013年开建的火车站站台被整合为9个通过站台和6个终点站台，有效减少了列车在站外等候的时间。车站原有的屋顶被替换为玻璃穹顶，引入自然采光的同时使车站和碎片大厦的玻璃立面连为整体。新车站已成为伦敦桥区的“门户”——现代化的建筑形象、便利的基础设施和零售、宽敞舒适的内部空间（图11）。它所带来的巨量人流将为泰晤士河南岸区域消费、旅游等产业的发展注入强劲动力。
另一方面，伦敦桥区团队借鉴纽约大获成功的高线公园（High Line）而发展出“低线”（Low Line）的概念，目标是利用伦敦桥站与塔桥路站之间的高架桥段，创造一个新的文化休闲目的地。主要策略包括将车站和高架下的古典主义“拱门”激活改造为零售空间，以支持小企业和活跃的街头文化；沿线建设世界级的步行和自行车路线来连接滑铁卢桥（Waterloo Bridge）、黑衣修士站（Blackfriars station）、象堡等景点；提供连贯、高质量的公共绿地等（图12）。此外，碎片区作为一个巨大触媒还激发了One Tower Bridge Road、The Quill等综合开发项目，越来越多的高层建筑及高品质公共领域使伦敦桥区的城市景观焕然一新。
然而，在发挥积极作用的同时，这座耗资4.25亿巨额英镑的新地标也引来了质疑和担忧。
社会经济层面：批判者指责碎片大厦是“金融家财富的纪念碑”，在经济低迷时期出现十分不当，会影响公众对市场和政府的信心；并且受全球信贷紧缩影响，碎片大厦项目融资一度陷入困境，SPG最终将80%股份售与卡塔尔财团以获取资助。因此表面上碎片大厦是伦敦保持全球金融中心地位的象征，但它暗示着全球资本力量已从西方转移。这令一些伦敦市民和政治人士感到不适。
物质环境层面：碎片区所触发的多个开发项目令一部分人对泰晤士河南岸景观产生担忧——为尽可能榨取河道景观，办公、公寓大楼顺着河道绵延排列，这使得泰晤士河变成一个狭窄的“涵洞”（culvert）（图13）。
更深层的担忧是，标志性建筑会催化建筑脱离城市走向“自我构建”（ego-architecture），碎片大厦无疑会成为其他大型项目效仿的模板，使这一趋势不可逆转。这有可能导致城市整体景观控制失控。
3.2 天际线之争
自17世纪以来，伦敦一直保持着中世纪致密紧凑的城市肌理，城市天际线总体水平舒展，以凸显圣保罗大教堂（111m）神圣的领空意象。然而高层建筑政策开放后，伦敦金融城这处“钢铁巨构森林”打破了原本的城市视觉形象，而310m高的碎片大厦的出现更是重新定义了伦敦的城市轮廓线，从而引起广泛争议。对此，主要存在两个批判观点。
（1）“错误的位置”。《大伦敦景观管理框架》（LVMF: London View Management Framework, 2007）是控制高层建筑选址位置的主要规划指引，它规定在13条法定视觉走廊（viewing corridor）及其背景协议区（wider setting consultation area）内建设高层建筑，必须确保不会对历史地标（圣保罗大教堂、威斯敏斯特宫、伦敦塔桥等）产生重大影响。碎片大厦所在的伦敦桥区恰是LVMF中三条景观视廊（1A.2A.2A.1）的背景区。遗产组织抨击其过于高大的体量对圣保罗大教堂产生“压迫性”影响；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表示由于过于靠近泰晤士河水面，它影响了世界遗产伦敦塔的“视觉完整性”（图14）。
（2）“错误的建筑”。有环保人士指出，碎片大厦的超大尺度、尖锐的椎体形态和全玻璃外立面充满了未来感（尽管采用的是可以反射周围环境的反射幕墙），这与伦敦的历史文脉背道而驰，尤其破坏了森林山（Forest Hill）的全景景观——从森林山向北眺望时，整座城市笼罩于碎片大厦制造的未来主义阴影之中（图15）。遗产组织更讽刺碎片大厦“像一束玻璃一样穿过历史悠久的伦敦”。
然而，对于许多“渴望伦敦塑造崇高的首都形象”的支持者来说，碎片大厦的诞生意味着“伦敦真正进入21世纪”。YouGov机构2014年的一项民意调查显示，57%的人认为碎片大厦改善了伦敦的天际线，仅15％表示这让天际线变得更糟。支持者们称赞碎片大厦“反射幕墙可以随着光线和季节产生变化，是伦敦天际线中美丽的组成部分”（建筑师理查德·罗杰斯[Richard Rogers]）、“优雅地摆脱了背景限制”（建筑基金会主人萨拉·市冈[Sarah Ichioka]）。与此类似，位于金融城的“小黄瓜”（The Gherkin）也获得了52%的支持率；但被诟病设计不佳的“对讲机”大厦（The Walkie Talkie）仍被大多数市民认为对天际线产生了负面影响。
另一方面，伦敦现有的城市景观管理框架也受到质疑。目前伦敦高层建筑分布建立在遵循景观管理框架和TOD邻近区域优先的被动逻辑上，造成了高层散布城市各处的不良局面。建环委的前身皇家美术委员会（RFAC：Royal Fine Art Commission）认为“高层建筑可能具有积极的审美优势”，建议“将高楼大厦分成集群来整体塑造”。整合的建筑轮廓会取得更好的效果，甚至可以反过来突出历史地标的视觉主导地位。例如202m的苍鹭塔（Heron Tower）建成后成为金融城建筑群的中心，整体形成弧形的轮廓线，较好地衬托出一侧的圣保罗大教堂的穹顶（图16）。
4 小结
以碎片大厦为例，标志性建筑的内涵已经超越建筑学关于功能与形式的讨论范畴，它的选址、建筑形象、审美取向等受到政治、资本力量的强势作用，以区域品牌塑造和其带来的高额经济回报为首要目标，因此容易导致良莠不齐、耗费严重，甚至遭到公众调侃戏谑的局面。然而从历史案例来看，一部分如今受公众尊重的标志性建筑（如圣保罗大教堂、埃菲尔铁塔）也曾经历挑战传统美学范式的争议，但最终随着社会变迁而逐渐引导公众审美能力及城市文化软实力的整体提升。因此在标志性建筑诞生背后的势力博弈中，建筑师应担负起更加显著的能动性作用——坚守高水平的实践立场与方法，优化城市文脉；坚守更加长远的价值观，切实关切被忽视群体的社会利益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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