伦敦·北京双城记之一:伦敦两千年

“这是最好的时代，这是最坏的时代。”——查尔斯·狄更斯《双城记》

北京和伦敦虽然政治制度不同，但在诸多方面有着相似之处。在历史的长河中，两座城市曾经并肩同行：公元前200年，秦始皇修驰道将燕地与咸阳相连不久，罗马帝国的大道也从伦敦辐射开来；公元1066年，法国征服英格兰并在伦敦建立诺曼王朝之时，北京正在北方民族的攻伐中冉冉升起为新的帝国首都。直到百年之前，国运兴衰使得两座城市渐行渐远，当伦敦上演着一场场城市实践之时，在北京发生的却是民族复兴的艰难探索。

那么，双城之间的相似之处呢？中国城乡规划体系即参考了英国《城乡规划法》，而世界上与北京同为首都城市，同为所在城市群的中心城市，也同为人口千万量级的特大城市，同时选择严控城市开发边界、实现集约紧凑发展的，恐怕也只有伦敦一家可以比较短长。犹如两个高手惺惺相惜，新版北京总体规划和在编的新版伦敦规划在很多理念上不谋而合，在交通拥堵、稳定房价和城市风貌等国际一流首都城市面临的“城市病”前，也分别给出了自己的破题之道，值得彼此学习、互为镜鉴。

从本期开始，国际观察将推出系列文章，新时代的伦敦·北京双城记，共11篇，将两个城市摊开在诸位读者面前，欢迎持续关注。

目录

第一张表：伦敦与北京分圈层面积、人口比较

土地养育着人民，环境制约着发展。历史地理学派将地理视作影响城市形成的根本因素，侯仁之先生也曾分析过地理对北京城市历史发展所带来的影响。考虑到介绍伦敦的各类书籍、文章、材料已有许多，本篇将尝试从城市的历史地理格局切入，对伦敦的发展情况进行综述，并与北京进行相应的比较。

1.英国历史地理概述

英国是一个岛国，国土面积约24.3万平方公里，约相当于我国京津冀地区的面积（21.8万平方公里），地理学上叫做“不列颠群岛”。根据地质学家的看法，当人类已经出现时，不列颠群岛还与欧洲大陆毗连，到距今一万年前的后冰川纪，它与欧洲大陆还能通过一块没有沉入海底的大陆架相连。

后来，随着冰河纪晚期的冰川融化，海水升高及其对陆地低洼处的侵蚀，形成了34公里宽的英吉利海峡，而不列颠群岛也与欧洲大陆分离，这既带来了海洋的便利，又形成了保护的屏障，使得英国既容易保持独立，又避开了岛国常出现的孤立、封闭和停滞。

2.伦敦历史地理概述

（一）史前：人类定居的低地盆地

地理学家将英国的地貌特征大致分为低地区和高地区两个部分，这种划分方式在历史上对于人口定居、军事征服、交通和工农业发展都有意义。大体上说，高地区主要分布在西部和北部，多为远古地球运动所造就的古老岩石；低地区主要分布在南部和东部，因气候变化而形成沙丘、粘土和石灰地，适合于种植业和畜牧业的发展。

在低地区的北威塞克斯丘陵（North Wessex Downs）和南部丘陵（South Downs）之间，在地理学上今天称为伦敦盆地（London Basin），河流湿地遍布期间，泰晤士河比今日也更加宽广且水浅，适宜人类居住。根据考古发现，约在4500年前就有人类在此定居。

（二）公元43年：罗马帝国最西行省的经济中心

公元43年，刚刚登基的罗马皇帝克劳狄乌斯希望通过军事胜利提高自己在罗马军中的威望。此时罗马帝国的疆域已经到了欧洲西海岸， 因此仅距欧洲大陆34公里的不列颠群岛成为了入侵的对象。很快，罗马军团征服了不列颠，并建立了罗马帝国最西的行省——不列颠尼亚。为了巩固对不列颠尼亚行省的统治，罗马人在低地区建设了三个营寨城，分别为南威尔士的卡那封，英格兰西北部的切斯特和北部的约克。而三个营寨城孤悬海外，需要在英格兰南部建立一个城市与其相连接，作为罗马帝国控制不列颠行省的跳板。而此时，伦敦恰好是距离泰晤士河口最近、同时宽度又恰好可以架桥通过的地方，优越的地理位置使其成为了罗马帝国最西行省的经济中心，罗马帝国在伦敦与三个营寨城之间，修筑了“罗马大道”，为调兵运辎之用。

北京的情况比较：

北京位于华北平原的北端、燕山山脉环抱，地理学上称之为北京小平原。根据侯仁之先生的观点，早期华北平原河流湿地星罗棋布，人类只能沿太行山麓向北迁徙，最后从永定河古渡口（今天卢沟桥所在地）进入北京小平原。进入北京小平原后，又分为三条大道：向西北出南口抵达蒙古高原；向东北出古北口抵达松辽平原；向东出山海关抵达辽河平原。公元前1045年，周武王之灭纣，封召公于北燕，在三条大道交汇处建城，即为古蓟城（今天广安门一带）。

（三）公元1066年：英格兰政治中心和经济中心

罗马帝国崩溃后，英格兰陷入内战，伦敦老城多次兴废，没有获得持续的发展。公元1066年，来自法国的诺曼底公爵征服并统一了英格兰，此后整个中世纪，由于地理上的海洋屏障，使得英格兰国王不必保有常备军，因此英格兰比欧洲许多国家都更早实现了政治统一。中央行政机构也逐渐在伦敦老城西侧的西敏（Westminster）固定下来，伦敦从此成为了英格兰地区的政治中心和经济中心。根据史料，1100年伦敦城区面积2.6平方公里，人口约2万人。

北京的情况比较：

公元1122年，宋金联合灭辽，宋取得蓟城并改名为燕山府。不久，金兵侵占燕山府并改名燕京，并于1151年迁都燕京，这也是北京建都史之始。根据考古发现，金中都面积约20平方公里。

（四）公元1588年：欧洲港口

由于统治者来自法国并持有欧洲领地，此后的英国一直在欧洲大陆的影响之下，并没有成为一个真正的民族国家。1337年至1453年，英法之间进行了长达百年的战争，试图实现英法领土的统一，融合为“英法民族”。但是，英吉利海峡阻隔了英法互相征服的野心，英格兰统治者逐渐放弃欧洲事务，转而面海立国，专注发展海洋贸易和拓展海外殖民地。1588年英国战胜西班牙无敌舰队后，伦敦逐渐成为欧洲最重的港口，1605年人口达22.5万。尤其是18世纪工业革命以后，英国统一并进入帝国时代，伦敦城市化步伐飞速加快，到十九世纪末，伦敦已经成为人口近500万人的大城市。

（中间白色部分为伦敦老城范围）

北京的情况比较：

1234年，元灭金，于金中都北侧另址建设了元大都新城，明清两代都城均是在此基础上进行了发展。到1882年，北京老城面积为62.5平方公里，有史料推测人口约108万。

1840年，英国对清政府发动鸦片战争，标志中国近代史的开端。1901年，八国联军攻陷北京，逼迫清政府在北京签订《辛丑条约》，中国完全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

（五）公元1939年至今：全球城市

第二次世界大战前，伦敦已经成为了世界第一大都市，人口已达860万。人口的聚集造成了城市资源承载力不足的问题，伦敦需要在更大的空间范围内解决问题。1964年之后，伦敦市与周边地区先后成立了大伦敦议会（Greater London Council）、大伦敦市政府（Greater London Authority），对地区发展进行统筹管理。目前，伦敦全域规模1595平方公里，人口890万，是全球最重要的经济中心之一，支柱产业为金融服务业和保险业。在全球化与世界城市（GaWC）研究网络最新编制的世界城市排名中，伦敦以A++级别排名世界第一。

北京的情况比较：

1949年北平和平解放，同年北平更名北京，成立北京市政府。北京市辖区在老城的基础上逐渐扩大，目前建成区以中心城区为主，面积1378平方公里，与大伦敦范围基本相当。截至2017年，北京市人口2171万人，是全国的政治中心、文化中心、科技创新中心和国际交往中心。在全球化与世界城市（GaWC）研究网络最新编制的世界城市排名中，北京以A+级别排名世界第四。

3.1900年到2000年的伦敦城市实践

将时间拨回1860年，维多利亚时代的伦敦。这一年，每8分钟就有1个人过世，但每5分钟就有1个人出生。伦敦人口空前膨胀，从十九世纪初的100万人，到十九世纪末的近500万人。人口的膨胀带来了贫富分化、住房紧张、工人失业、环境污染等“城市病”。1892年，恩格斯在《1844年英国工人阶级状况》再版的序言中写道：“谈到广大工人群众，他们的穷困和生活无保障的情况现在至少和过去一样严重。伦敦的东头是一个日益扩大的泥塘,在失业时期那里充满了无穷的贫困、绝望和饥饿，在有工作做的时候又到处是肉体和精神的堕落。”为了治疗伦敦的“城市病”，许多城市实践正在以伦敦为中心展开。

（一）功能疏解的规划实践：

从田园城市（Garden City，1903）到新城镇（New towns，1946）

1898年，英国社会学家埃比尼泽·霍华德（Ebenezer Howard）出版了著作《明日：通往改革的和平之路（To-morrow: a Peaceful Path to Real Reform）》。霍华德指出，一系列“城市病”是由城市规模无限膨胀引起的，应当控制城市发展规模，向乡村疏解城市人口。霍华德提出了“田园城市”的城市理论，由6个分别容纳3.2万人口的田园城市围绕一个容纳5-8万人的中心城市形成一个城市群，城市群中有城市人口突破上限时，就要建设另一座田园城市。1903年，霍华德将理论运用到城市实践中去，在伦敦西北方向的莱奇沃斯（Letchworth）建设了第一座田园城市。1920年，霍华德又在伦敦北部的韦林（Welwyn）建设了第二座田园城市。

霍华德受到空想社会主义者罗伯特·欧文（Robert Owen）的影响，希望通过田园城市实践改革土地制度，由工人阶级筹集资金购买土地用于建设，建设后产权归公，房屋只租不售，租金由集体进行分配。但是，这一理念在当时过于先进，导致莱奇沃斯和韦林的建设后来都偏离了霍华德的意图，没有获得理想的成功。但是，控制城市规模、疏解城市功能的理念成为了此后英国新城镇(New Town)运动的思想源头，影响了此后全世界包括中国在内的许多国家的新城建设。

1944年，第二次世界大战已经进入尾声，英国人已经在思考伦敦的战后重建问题。虽然伦敦在德国的轰炸中满目疮痍，但英国规划学家帕特里克·阿伯克龙比（Patrick Abercrombie）却认为，伦敦获得了一次弥补十九世纪快速工业化以来无序发展错误的机会。针对战后严重的住房短缺和人口拥挤的问题，阿伯克龙比提出了著名的《大伦敦规划（Greater London Plan）》，提出在伦敦外围建设一圈绿带（Green Belt）限制伦敦的无序蔓延，同时在绿带外规划新城镇，承接伦敦人口的疏解。1946年，国会颁布《新城镇法（New Town Act）》，政府通过财政部贷款成立新城镇发展公司，负责新城镇的规划、建设和管理工作。此后到八十年代，英国一共规划建设了26座新城镇，其中大部分用于承接伦敦的人口疏解。

北京的情况比较：

建国之初，北京还是一座消费型城市，不符合社会主义国家首都的内在要求。1949年，北京市政府提出了“服务于人民大众、服务于生产、服务于中央人民政府”的城市建设方针，在苏联专家的帮助下制定了1953年的规划草案，提出将行政中心放在老城，工业分散到郊区，老城和工业区之间为居住区，这些功能区以绿带分隔。这些理念虽然是源于苏联式规划，但是与大伦敦规划的思路是总体一致的。

（2）发展的管理实践：

从大伦敦议会（Greater London Council，1965）到大伦敦市政府（Greater London Authority，1999）

在1889年之前，讲到“ 伦敦”，指的是伦敦市（City of London）即罗马帝国时期伦敦老城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部分，面积仅为2.6平方公里。但是，随着人口的不断涌入和城市的不断蔓延，伦敦老城外围越来越多的乡村发展为新的城区，而这些城区在行政体系上互不管辖，因此发展常常出现步调不一的问题。为了解决这一问题，1889年，伦敦市及周边11个区组成了伦敦郡议会，辖区面积310平方公里，也就是今天规划概念中“内伦敦（Inner London）”的范围。

1944年，在阿伯克龙比的大伦敦规划实施后，伦敦不断扩张，逐渐突破了伦敦郡议会的管辖范畴，但在绿带约束下始终在围合区域内发展。1964年起，工党在中央政府长期执政，执政思路偏向于发挥政府作用，提倡“大政府”。为了进一步实现伦敦的协同发展，次年，工党在伦敦郡议会的基础上，与绿带内其他21个区组成了新的地方政府，为了有别于此前的“ 伦敦”，新的政府被称为“大伦敦议会（Greater London Council）”，除了少数区边界后来有所调整外，辖区面积已基本接近今天大伦敦地区1595平方公里的范围。作为地方政府的重要职责之一，大伦敦议会负责编制大伦敦地区的发展战略规划，也是今天伦敦规划（London Plan）的前身。

1979年，撒切尔的保守党政府上台，与工党政见不同，保守党强调市场力量，推崇“小政府”。因此，保守党不愿意看到在中央政府到地方政府之间再出现一个区域政府层级，因此在1986年取消了大伦敦议会，仍由伦敦市和其他32个区自治管理，只留下一个“伦敦规划咨询委员会（London Planning Advisory Committee）”起到对各区发展建议和咨询的作用。

虽然在执政期间，保守党充分发挥市场力量，推动了城市更新，实现了产业转型。但在城市经济复苏后，缺少了区域层级政府的战略协调，伦敦再次出现了快速发展带来了贫富差距、交通拥堵、劳动力短缺等城市病。1997年，工党击败执政18年的保守党政府，并于1999年颁布《大伦敦市政府法（Greater London Authority Act）》，成立大伦敦市政府，伦敦市长（Mayor of London）由伦敦市民直接选举产生，并由伦敦议会（London Assembly）进行监督。

大伦敦市政府是小政府。在保守党的鲍里斯·约翰逊（Boris Johnson）执政时期，大伦敦市政府仅约200人;即使如今在工党的萨迪克·汗（Sadiq Kahn）的执政时期，也仅约800人。大伦敦市政府包括了规划、商务、环保部门等内设机构，也包括了大都会警察局（Metropolitan Police Authority）、伦敦交通局（Transport for London）等组成部门。

需要注意的是，在英国其他地方，一般只有从中央到地方的两级行政制度。伦敦作为首都城市和经济中心，市情特殊，因此是英国最早设置中间区域层级的地区，从伦敦郡议会（London County Council）到大伦敦市政府（Greater London Authority）均为在区域层级实现协同发展的尝试。